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狂飆的年代?台灣民眾的認同趨勢,1992-2005

      許多人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宣稱:台灣人認同在近幾年有極為顯著和快速的成長;台灣認同已經為社會普遍接受,而成為主流的思潮。這樣的宣稱雖然沒有錯誤,卻太過簡單。
認同的現象遠為複雜。過去十多年累積的資料發現指出:
    1. 「台灣人」意識快速成長;「中國民族認同」顯著萎縮;台灣「民族認同」處於停頓狀態;甚大比例的民眾具有「雙重認同」。
    2. 這三種認同都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
    3. 本省和外省族群的認同變化有所差異,可是也有所相似的地方:外省民眾沒有拋棄中國認同,可是卻增加台灣認同;本省民眾則以台灣認同取代中國認同。
Ralph Waldo Emerson
      「如今我們終於有一個實驗室,可以觀察、分析民族主義的成長,從早期的階段開始,追蹤它成長的軌跡,直到它的成熟階段;同時也至少能紀錄從過去到現在因之產生的對抗力量。」一位研究亞洲民族主義的學者在半世紀之前,興奮地說道(Emerson 1966[1954]: 520)。在社會科學逐漸成熟的當時,較晚出現的亞洲民族主義對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確實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而和亞洲各國相較,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民族認同的形塑,甚至遲到得更久。有人或會主張,台灣民族主義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經出現。可是不論當時所出現的「台灣人認同」是否可以稱之為民族認同,民族主義超越少數知識份子的思想領域,而成為顯著的公共議題確定是1980年代末期台灣民主化之後的事。如果亞洲民族主義運動對民族主義的研究是絕佳的機會,更晚半世紀出現的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經過這半個世紀,社會科學在理論思辨上和工具運用上(如問卷調查和統計分析)都更為成熟。如今,民族主義的研究者掌握了前人未有的工具;而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出現、在最近十多年的「狂飆」,則提供了前人未有的機會。
參加「牽手護台灣,加入聯合國」活動的民眾9/16/2007。(攝影﹕史靜∕大紀元)

      除了晚到半個世紀,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在其他的許多層面都提供民族主義研究重要的機會。世界其他地區並不乏如目前的台灣,一個新生的民族認同出現、試圖取代原先具有宰制地位的認同,如西班牙帝國下的拉丁美洲,以及大英帝國之下的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可是一方面,這些先例中的母國做為帝國的中心,是處於衰敗的階段。而另一方面,帝國的中心也因為地理位置的區隔而無法對殖民地的認同和分離運動,產生實質的巨大影響。 可是台灣卻緊鄰帝國的中心,而這個帝國在國際政治上、全球經濟上、以及軍事上又正在崛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出現的時機,碰巧也是對其滿懷敵意的帝國崛起的階段。世界其他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很少像台灣那樣必須同時對內和正統的民族認同競爭,對外處理和帝國中心的關係、抵抗來自帝國的影響。
      台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這些特殊性,都為民族主義研究帶來難得的機會。可是正如所有的探險和投資,好的機會不一定帶來豐富的成果和回報,特別是如民族主義這樣一個難纏的題目。民族主義的複雜性帶來的結果是,正如一位極為優秀的民族主義研究者所說的:經過數十年的辛苦研究之後,學者仍然無法在許多的問題上有一致的看法,如民族認同到底是現代世界中才出現,或是歷史早期就有的現象;它的起源為何,它的未來又是如何。甚至如何定義民族和民族主義,研究者之間都幾乎毫無共識(Anderson 1966: 1)。
      民族主義之所以難纏,來自於它的多面性。蘇格蘭的左派民族主義者、也是研究民族主義的卓越學者Tom Nairn(1997: 71),在其著名的文章The Modern Janus中,用羅馬時代的雙面神祇來比喻民族主義。一個面孔朝著結束的過去,另一則朝向起始的未來;回顧過去、同時也凝視著未來。他這樣比喻,因為「民族主義是落後的文化和人民,試圖掌握現代性的力量和其所帶來的益處,以將之據為己用的努力…現代化的野心、歷史傳統的重新崇拜,兩者共存。」
      民族主義的多面性不只顯現在它以過去之名追求未來。民族主義此種「本質的精神分裂症」(或「雙重人格」),還有許多其他的徵候:它的目標是「普世主義」的文明價值和物質進步,可是卻特別強調自己的傳統和「獨特性」。它(特別是被殖民者的民族主義)仇視殖民者,可是卻同時也羨慕並企圖模仿殖民者的成就。它祈求民族光榮的未來,可是卻特別強調屈辱的過去。它的任務是保護自己,卻經常蜕變成侵略別人。它堅持主張自己是一個文化社區,卻強烈要求政治權力。它認為自己的「民族」自古(甚至遠自不可考的歷史)即已存在,卻同時也必須費力去「教導同胞認知這項事實」。
      民族主義的這些多重人格讓人對民族主義又愛又恨。建立民族的任務已經完成的歐美知識界視它為昨日黃花;猶在追求民族的人民則對它滿懷憧憬。浸潤於正統民族認同的人覺得它可有可無,擁抱新民族認同的人則對它懷著激情的愛戀。而更多時候我們對它愛恨交加,正如愛爾蘭民族主義詩人葉慈所形容的,一個「令人恐懼的美女」。民族主義之如美女吸引人無須贅言;自尊、平等、被認可永遠引發熱情。它之所以令人恐懼,除了可能的政治後果外,對知識和人文價值可能造成的影響亦令人擔憂。在偉大的認同之前,幾乎所有其他的重要價值都必須俯首。 也正是民族認同所負載的價值和感情,讓研究者走在知識和感情的鋼索上,增加了研究成果的不確定性。同時,因為負載太多的價值和感情,「政治正確」經常成為評價民族主義著作的標準。
      除此之外,民族主義現象牽涉到太多的領域,歷史的、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研究者傾向於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去觀察這個多面性的現象。這使得研究者之間似乎沒有對話的機會。Ernest Gellner的「現代化論」以觀看青春期成長痛苦之心情,分析民族主義作為現代化的必然過程。衝突確為痛苦,可是卻屬必要,然而它也終將過去。Benedict Anderson的「印刷資本主義論」以人類學家對出生、死亡、同胞、歸屬等民族神話的好奇和同情,觀看一群散漫的、毫無關連的人如何想像出一個民族(Cocks 2002: 112)。Tom Nairn的「不平等發展論」則以馬克斯主義者和蘇格蘭民族主義者的身份,分析國際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發展,如何刺激了民族主義的出現。這些「大師」們的理論之間如何對話呢?
      除了以上這些因理念複雜性所造成的研究難題外,民族主義研究同時也必須同時照顧、或清楚分辨三個不同的研究層次:理念(doctrine)、政治(politics)、和感情(sentiments) (Breuilly 1996: 146-148)。一方面,這三個層面並非三位一體。對某一層面研究所得的發現,不能推衍至另外層面。可是另一方面,單一層面的研究又不能自給自足。對某一層面中的現象之理解,必須超越該層面。單只研究某一層面而不同時照顧其他層面,成果將非常有限。
      「理念」是文化和政治菁英對民族主義的論述。「政治」是民族主義發展的政治運動和過程。「感情」則是一般大眾的心理態度。某一層面的發現和結論,並不適用於另外兩個層面。例如,在東歐(波蘭、捷克等)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論述發展中,我們發現:在運動的初始階段,「公民民族主義」的味道較為濃厚。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地區的民族主義主流思潮逐漸為「族群民族主義」取代(Roshwald 2001)。我們能因此推論說,東歐民族主義在一般民眾中的發展是由「公民民族主義」轉向「族群民族主義」嗎?恐怕不能。當時東歐大多數的一般民眾仍為傳統的農民,並沒有「民族認同」的態度,當然也就沒有認同的轉變。而民族主義文化菁英的論述能代表一般知識界的想法嗎?恐怕也未必。
      我們也不能從文化菁英的理念內涵,斷定民族運動的政治動力、目標、和過程。例如,台灣民族主義論述在初始階段所提出的「血緣論」,當然不能代表一般大眾的想法,也不能代表台灣認同的基礎。我們甚至可以假設:民族主義運動可能不需要民族主義論述。或者:一般民眾根本就不理會文化菁英的民族論述。一般民眾的認同可能來自特定的政治或歷史動力、並且朝向不同的目標。文化菁英的論述不一定能反映這些動力。
      然而文化菁英的民族主義理念,做為一個研究題目仍然值得重視,尤其當同胞對它們產生共鳴的時候。它們精緻地表述了一群人民內在精神的渴望、挫折、和期待。因此也或多或少反映了那個時代、那個地區民族認同的本質。如果我們忽視這個層面的探討,我們可能付出歐洲左派學者在解釋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因為忽視墨索里尼言論而付出的相同代價:言不及義。台灣的民族主義研究似乎較缺少這個層面的研究。原因或許是,至目前為止,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仍然相對匱乏。而現存者,如血緣論、台灣新興[商人]民族論,仍然無法引起大眾的共鳴。或許台灣民族主義運動仍在等待它的馬志尼、馬撒里克、尼赫魯、和葉慈,或者竟是果陀?可是無論政治或文化菁英如何論述,在民主時代這些論述的研究都必須回到一般民眾的想法、態度、和感情。
      目前我們對民族主義運動政治面的研究,如民族認同和政黨支持、政黨競爭之間的關係等,並沒有超出一般的觀察太遠。學術界對這個面向的研究至目前為止,似乎只是肯定了一般常識性的觀察,同時提出比較精確的數字來確定常識性的觀察。然而,在民主體制中,認同政治、政治菁英之間的認同立場和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必然是一般民眾的認同感情的反映。因此,關於民族主義運動政治面的理論未來不論是否可能發展、或如何發展,對一般民眾認同感情的理解和分析必然是這個領域發展的必要基礎。因此,歷次「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研究」所累積的、關於一般民眾的認同態度之基本資料,就成為未來理論發展的重要基礎。
      此外,民族主義研究所需要的比較性眼光,也讓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成為不可或缺。「要理解民族主義,我們首須了解,為什麼有些人抗拒官方的定義,以現代民族主義的原則來重新界定國家的範圍;另外有些人則滿足於接受官方的準則和定義,並且努力克服自己的『赤字』以便整合入更大的多族群、世界性國家中」(Feinberg 1997: 68)。也就是說,民族主義的研究不只必須以一般民眾的態度為基礎,同時也必須是比較性的。如果尊嚴是民族主義的動力,那我們應如何解釋另外一部份沒有受民族主義吸引的民眾?
      可是我們知道,問卷調查的基礎是我們對理論的探索、以及我們對現實的精確掌握。對理論、及民族主義現象的不同理解,決定問卷調查的方向和內容。而我們對理論和現實的理解,也經常因知識和研究的累積而有所改變、而獲得成長。問卷調查的方向和內容因此也必須跟隨這樣的成長而調整。而另一方面,台灣政治在近幾年也歷經甚大的變動。問卷調查的內容因此也需要調整。以下對長期趨勢的分析根據少數幾個基本的題目。我們慶幸過去十五年來,這些題目持續被研究者所關心,我們對台灣民眾的認同之變化趨勢,也因此而有初步的了解。可是,如果除了趨勢之外,我們要回答更深入的理論問題,這些資料或許就無法提供太多的幫助了。無論如何,學術和知識是透過不斷的努力和質疑而得以累積。希望未來的問卷調查研究能不斷更新和充實,以讓我們對這個台灣政治中最重要的議題,獲得全面性的、理論性的深入了解。以下的初步分析是根據目前我們所有的資料。這些分析雖然未能對台灣民族主義現象提供深入的理論性解釋,然而總是一個起步。寄望未來的問卷調查研究,可以提供實證資料讓我們提出或驗證重要的理論問題。
以過去十多年的問卷調查資料為基礎,我們有下列的發現:
(1)認同的變化趨勢。
  1. 正如許多政治人物和媒體明星所言,「台灣人認同」在過去十多年歷經快速而持續的成長。
  2. 可是和統獨立場密切相關的「台灣民族認同」並沒有相對應的成長,反而是處於停滯的狀態。
  3. 另一方面,和台灣認同競爭的「中國認同」持顯著地持續萎縮。
  4. 「雙重認同」是台灣民族認同的特殊現象。
  5. 兩種民族認同都尚未沈澱、穩定,可以在短期間內改變。
(2)民族認同的族群比較。
  1. 正如其他大多數的民族主義運動,族群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之一。本省籍民眾較傾向台灣認同,外省籍民眾則較傾向中國認同。
  2. 可是外省族群的認同雖傾向中國認同,卻也愈來愈接受台灣認同。台灣認同逐漸成為兩個族群的共識。
  3. 兩個族群在認同的變化上有所差異:本省人的中國認同被台灣認同取代,外省人則在中國認同上增加台灣認同。
  4. 然而兩個族群認同的變化又有相同之處:三種民族認同在兩個族群中的比例都以相近的比率產生變化。

台灣民眾認同變化的趨勢

      最近政治人物經常宣稱,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認同」已經取得絕對的優勢。我們的資料也支持了這樣的說法。不過,這只是部分的真相。「台灣人認同」是一個包含不同面向、不同內涵的態度。我們的資料顯示,和統獨立場密切相關的「台灣民族認同」自從1996年之後並沒有太大的成長;雖然「中國民族認同」有顯著的下降。兩個趨勢共同造成的是:擁有「雙重認同」的民眾,在人口中持續佔有甚為顯著的比例。這樣的現象在學術研究上非常值得深究,它對民族主義的理論是挑戰、也是啟發。而在政治的號召、動員、和未來願景的想像上,這個現象也是一個必要的事實基礎。本文將只呈現這個現象。後續的學術解釋留給未來,政治操作則留給具有想像力的政治人物。
      「台灣人認同」的具體內涵到底是甚麼?學術研究上和政治操作上,我們可以從這個趨勢中得到甚麼樣的啟發?許多問卷調查和訪問都會詢問受訪者,類似「請問你(自認為)是中國人、台灣人、還是兩者都是?」的題目。這是典型的測量認同的題目。從圖一A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非常顯著的現象:從1991年到2004年的十三年間,自認為「我是台灣人」在樣本中的比例持續增高。相對的,自認為「我是中國人」的比例則持續性下降。「台灣人認同」的比例在2003年達到接近60%的高峰。雖然這些問卷調查的提問方法和提供的選項不盡相同,可是這個趨勢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圖一A的資料都來自家戶面訪。而不同的研究單位,以電話訪問所做的調查,也大致符合這樣的趨勢(參見圖一B)。將這兩份由不同的研究單位,以不同的訪問方式所得到的資料相比對,同年的數字並沒有相差太多。
圖1A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1~2004,家戶面訪
圖1A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1~2004,家戶面訪

註1:選項中「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台灣人、或者台灣人、中國人沒有差別」合併為「兩者都是」。
註2:「兩者都是」的比例和前後年差距極大,是因為該年的問卷中無「兩者都是」的選項。受訪者被迫從二中選一。「很難決定」者在本表中列為「兩者都是」。
圖一B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4-2005,電話訪問
圖1B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4-2005,電話訪問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此種持續增高中的「台灣人認同」,其具體內涵到底是什麼?「台灣人」、「中國人」、以及「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些態度其實包含著不同的意義。不同的人對它們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以族群概念來界定「台灣人」。其「台灣人」指的是「本省人」,是先祖於1895年之前移民到台灣的人,具有相同的歷史經驗,日常生活中使用閩南語。與其對立的概念團體其實比較是外省人。有些人以地理、或政治概念來界定「台灣人」,它指的是居住在台灣的所有人。對立的概念團體則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有些人的「台灣人」概念則同時具有政治和文化內涵;台灣人具有獨特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也已經形成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其對立的概念團體是中國大陸的中國人、甚至是居住在台灣沒有台灣認同的中國人。
      「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概念同樣包括不同的內涵。有些人同時以文化和政治概念來界定:他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同時也是政治上的「台灣人」。有些人則單純以地區概念來界定:他們是居住在台灣地區的中國人。因此,不論是「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都是」,其實都包含著不同的意義。選擇同一回答的受訪者,不必然就擁有相同的態度。
      不論「台灣人」概念的具體內涵是什麼,當面對「台灣人」、「中國人」、「兩者都是」三個選項的時候,有愈來愈高比例的民眾寧願自稱是「台灣人」。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重要的現象。然而這是否表示,有愈來愈高比例的民眾支持台灣獨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台灣人」、「中國人」的概念具有多種不同內涵,它們並不能等同對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態度。
      由於台灣獨立和中國統一的分歧態度,是現階段台灣政治中最重要的議題,過去有許多問卷調查都試圖了解台灣民眾在這項問題上的態度,以及變化的趨勢。過去所做的研究也都有一致性的發現:傾向於「維持現狀」的民眾比例非常的高,遠遠高於主張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比例。既然「台灣人認同」具有絕對的優勢,為什麼主張台灣獨立的民眾卻是少數?這個發現似乎也間接顯示了,「台灣人認同」和主張台灣獨立、或「台灣民族認同」,並非完全對等的態度。
      一般所使用的「獨立、統一、維持現狀」的詢問方式,雖然有助於了解民眾當下對統一和獨立的態度,可是卻無法探索到隱含於民眾心中的民族認同,無法顯示民眾對未來的不同想像。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上或政治發展上,民眾所抱持的較為長期的民族認同態度、以及因之而來的對未來的想像,應該和他們目前對統獨的態度同樣重要。
      民眾較為長期的認同態度之所以隱含不現,主要是現實環境因素的影響。這些現實條件對台灣認同者是戰爭的威脅,對中國認同者則是兩岸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上的差距。因為這些現實條件,讓民眾不會根據他們內心的真正認同,而選擇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選項。雙方都會因此傾向於選擇「維持現狀」。這也是為什麼在歷年的許多次問卷調查中,主張「維持現狀」者的比例都非常的高,遠遠高過選擇統一或獨立的民眾。然而這並不表示這些高比例希望維持現狀的民眾,沒有特定的民族認同,也不表示他們的民族認同沒有差異,更不表示他們對未來的想像是一致的。以「統一、獨立、維持現狀」的態度來代表民眾的認同在學術研究上和政治上,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參見附錄)。
      為了探測民眾心中的真正認同,一個研究方式是在問卷調查的問題中,袪除這些現實條件的影響,同時以類似下列的兩個問題詢問受訪者:「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你是不是同意台灣應該獨立?」,以及「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發展相當,你不是同意兩岸應該統一?」將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做交叉聯列,我們可以揭露受訪者真正的認同。在不引起戰爭的情況下希望台灣獨立,可是即使兩岸發展相當,也不願意統一的民眾,可以定位為「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不願意統一並不是因為中國和台灣的差距,而是認為台灣本就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政治社區。而在兩岸發展相當的情況下願意統一,可是即使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爭,也不希望台灣獨立的民眾,可以定義為「中國民族主義者」。他們之所以不贊成台灣獨立,並不是因為戰爭的危險,而是台灣和中國本就屬於同一民族,因此不應該獨立。這兩種態度都是民族主義,只是對「民族」的範圍有不同的認知。而兩個問題都同意者,我們暫時定義為「雙重認同者」。
      表一是從1992年到2005年的調查所得。它的數字顯示幾個顯著的現象和重要的資訊。第一個顯著的現象和趨勢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急速凋謝。任何情況都不能接受台灣獨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其比例從1992年的接近四成持續下降到2005年的最低點13%。表一顯示的第二個顯著現象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在飛彈危機後,有極為明顯的躍升,幾乎是加倍的成長。雖然我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是飛彈危機的效果。可是除了這個因素之外,我們也沒有更好的解釋。然而在1996年之後,台灣民族主義就停頓在大約三成左右。這和一般所相信的「台灣認同已經取得主流地位」,有相當大的差距。第三個趨勢是雙重認同者一直維持甚高的比例,從四分之一到將近三分之一。這應該是台灣特殊的現象:新認同出現,可是原先的認同並沒有消逝,兩者同時並存、互相競爭。這個特殊現象應該是台灣的學者可以對世界的民族主義研究有所貢獻的地方。可惜至今,我們仍然缺乏對它作任何的研究;我們沒有理論性的假設,問卷調查也尚未將這個重要現象列為主要的關心之一。
      除了雙重認同的重要現象之外,另一個同樣值得探索的現象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停滯。從1996年到2005年這段期間,首先是李登輝然後是民進黨的陳水扁執政。兩者對台灣意識的宣揚都不遺餘力。而在這段期間,台灣意識似乎也是台灣政治的主流,主流到所有的主要政黨都要互相競爭誰比較愛台灣,總統候選人也必須下跪親吻土地以證明他們愛台灣。可是這個主流意識似乎比較反映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萎縮,而非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上。

表1 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1992– 2005 圖一B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1994-2005,電話訪問I: 台灣民族主義者 II: 雙重認同者 III: 中國民族主義者 * 如果台灣獨立不會帶來戰爭,你是不是贊成獨立? ** 如果兩岸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相當,你是不是贊成統一?
      為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在李登輝的大力宣揚和民進黨的執政下,仍然停止成長呢?目前我們不只缺乏來自問卷調查的實證資料以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缺乏適當的理論視野足以研究這個現象。可是我們可以有一些臆測。例如中國經濟對台灣的吸引力,讓拒絕和中國統一的民眾無法增加。2003年的問卷調查中,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同意「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要時可以和大陸統一。」不同意的民眾只有不到三成。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甚至有將近兩成同意這樣的說法、將近三成猶疑不決,不同意的只有一半左右。將台灣和中國視為不同的民族,即使兩岸的發展相當都不願意統一的民眾,其中竟然有將近兩成的人認為,為了挽救台灣經濟還是主張和中國統一,另外將近三成的人並不立即排斥這樣的想法。(參見表二)
表二 民族認同與經濟統一,2003
問題: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要時可以和大陸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
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必要時可以和大陸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
      在2004年的訪問調查研究中,我們也初步探索了中國的經濟利益是否影響受訪者個人的認同。對中國經濟的依賴關係可以分成兩個層次。第一是直接的、個人的層次,包括:「中國的市場對自己或家人受雇的公司是否重要」、「自己或家人受雇的公司是否在中國設廠」、「自己或家人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第二則是間接的、總體的層次,包括受訪者主觀認為中國經濟的進步在目前、及未來對個人的經濟情況,可能造成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如表三的資料所示,經濟利益和民族認同之間似乎有些關連。中國的市場具有個別切身厲害關係的受訪者(不論是市場的利益還是投資、或就職的利益),有較高的比例為「中國民族主義」者。除了直接的切身利害關係外,間接的總體利益主觀評估和認同的關係更是為明顯。認為中國的經濟進步,不論是目前已經、或將來會帶來更好經濟福祉的受訪者,顯著地傾向於中國民族主義。而認為中國經濟進步,不論是目前已經或將來會損害其經濟福祉的受訪者,則顯著地傾向於台灣民族主義。當然,這些都只是初步的分析。經濟利益對認同的影響有待更精緻的研究。
表三 民族認同與經濟利益,2003
表三 民族認同與經濟利益,2003
      除了台灣民族主義成長緩慢之外,近十多年來台灣民眾在認同上的重要趨勢是,民族認同態度的不穩定。作者以1998年訪問調查的受訪者樣本為基礎,在2000年對相同的受訪者又做了一次的追蹤調查。這個追蹤調查發現: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處於高度不穩定的流動狀態。這個高度流動的現象在過去一直為橫切式調查所掩蓋。如表四所示,在1998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只有不到四成(38.1%)在2000年仍然維持不變的民族認同態度。有高達41.1%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轉變成為「雙重認同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中國統一。)「中國民族主義者」同樣出現高度浮動的現象:兩年後仍然堅持中國民族主義之態度者,也是不到四成(37.8%)。他們當中同樣有四成左右變成「雙重認同者」。(也就是說,其中四成的受訪者開始可以接受有條件的台灣獨立。)至於原來的「雙重認同者」,雖然態度較為穩定,可是也只有六成的人兩年後維持不變的雙重認同的態度,而有兩成以上的人皈依某種民族認同(吳乃德 2005: 5-39)。(參見表四)
      此種認同高度不穩定、缺乏結晶化的現象,應該是反映了台灣社會在認同上的糾葛。一方面,具有清楚民族認同的民眾在人口中的比例並不高;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具有雙重認同,或沒有特定的台灣認同或中國認同。他們在客觀條件的容許下,可以接受台灣獨立,也可以接受中國統一。這樣的態度和「以民族之名要求獨立政治社區」的民族主義理念,有很大的差距。而另一方面,即使在部分有比較清楚的民族主義理念的民眾中,他們的認同也非常的不穩定。在1998年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中,竟然有高達六成的人在短短的兩年間改變了他們的態度。此種不穩定現象,是民族認同在起始階段的本然性質呢?還是因為台灣特殊的政治和國際關係處境?正如本文一開始所引述的,台灣民族主義的遲到提供了回答這些民族主義重要議題的絕佳機會。可是至目前為止,我們仍然沒有充分利用這個絕佳的機會。
表四 民族認同的變化,1998-2000
表四 民族認同的變化,1998-2000

民族認同和族群

      民族認同和族群之間的關係,或許是民族主義研究中最為普遍的議題。可是兩者卻都不容易界定;而兩者之間的關係更是難以掌握。根據Connor的說法,「民族」在拉丁語源中是「共同的血緣」;而「族群」在希臘語源中則是「共同的祖先」。在現代世界中,民族是「自覺的族群」。族群可能由別人定義,民族則永遠由己身的自覺所定義(Connor 1978: 388)。可是正如當代族群現象所顯示的,族群也經常是在面對(vis-à-vis)其他族群的時候所引發的自覺認定。兩者的差別應該不是在於主觀上的自覺。民族比較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根據Gellner的說法,「民族主義乃是一種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群的疆界和政治的疆界相一致」(Gellner 1983: 1)。而根據Anthony Smith的定義,民族則是「一個有名稱的人類群體,其成員共享一塊歷史疆域、神話、和歷史記憶,共享群眾性的公共文化和經濟體,同時具有相同的法律權利和義務」(Smith 1991: 14)。在以上的定義中,民族所具有的政治性意義非常明顯。民族雖然是一個政治性的概念,其特質卻不只是政治性而已。民族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動員力量,或許正因為它同時也包含了血緣、特別是文化的因子。
      相較於民族,族群則比較是一文化性的社群。族群團體是「大社會中的群體,它具有真實的、或眾所認定的共同祖先,基於歷史經驗而產生的集體記憶,以及一個或數個作為該群人民之表記的文化象徵元素…除此之外,一個必備的要素是:群體的成員之間有這樣的類屬感」(Schermerhorn 1970: 12)。以Frederik Barth的話來說,族群就是一個以文化差異為基礎的社會組織。這項文化差異可由族群成員根據任何一個文化面向/象徵/或符號,主觀地加以認定或創造。而這項主觀地認定或創造的過程,乃是特定的群體互動、歷史情境、經濟、政治條件等所造成的結果 (Barth 1994)。雖然族群是以和其他族群的文化差異為其界線,可是這個界線卻經常是游移不定,而非恆古不變的。而且,更重要的,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來自主觀的認定,而非客觀的文化內容。這種主觀認定的性質,使得族群認同可以被操弄,族群可以消失或同化,不同的族群可以互相融合。而族群界線的產生和消弭,政治菁英扮演著重要角色。
      即使我們可以清楚分辨民族和族群的概念,兩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一個難題。在民族形成的過程中,族群所扮演的角色是民族主義研究中最具爭論性的議題之一。在Gellner(1991)和Anderson(1991)的現代化理論中,民族的形成是一個現代性的計畫。在前者的解釋中,民族的形成主要在於滿足現代資本主義的需求;在後者的理論中,民族的形成和「想像」則必須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普及。兩者都將民族形成視為是一個超越傳統的群體藩籬和群體認同(包括宗教的、族群的、部落的)的現代性認同。現代論者認為,民族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工品、創造物、社會工程製品」(Hobsbawn 1990: 10)。民族的創造無須客觀存在的群體和群體認同。「民族主義並非原先存在的民族因自我意識而覺醒;民族主義創造了先前並不存在的民族」(Anderson 1991: 6)。
      相對於民族形成的現代論,另外的學者強調族群在民族建構過程中的重要性。其中以Anthony D. Smith最具代表性。他認為:族群是許多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礎。許多民族的發展,或以單一的族群為基礎,或以某一核心族群為中心,而消滅或同化其他族群。(Smith 1986: 129-152; 1991: 54-70) 族群和民族之間的重要關係,不只在於:現代的許多民族建立在前現代的族群基礎上。同時也在於:「今天如果我們要催生一個民族,那麼創造並精鍊族群元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缺乏這些族群元素,民族建構將遭遇嚴重的阻力」(Smith 1986: 17)。也就是說:族群不但是現代民族形成的重要基礎,大多數的現代民族也都包含了某些前現代族群的特徵。很少人會質疑現代論的說法:民族是現代社會的人工想像品。可是如果民族是想像出來的,那麼這樣的想像似乎必須具有某種程度的現實基礎。正如捷克一位重要的研究民族主義的歷史學者所指出的,如果如現代論者所言,是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那麼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在十九世紀初的時候,沒有人發展一個運動來說服愛爾蘭人,他們其實是德國人;或說服匈牙利人,他們是中國人。…什麼因素解釋了,捷克和斯洛發克為同一民族之理念不為斯洛發克人所接受,雖然捷克斯洛發克共和國在兩次大戰中間的二十年,擁有著有效推廣統一民族國家的所有資源?」(Hroch 1998: 99)
      也就是說,族群和民族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而我們對台灣政治生活的觀察也發現這項關係確實存在。因此,分析本省籍和外省籍族群在認同上的變化,就不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不論是直接的政治觀察或是問卷調查資料都顯示:外省民眾是正統中國認同最重要的選區。這並不難瞭解。文化的教養、中國生活的經驗、政治的形塑、和歷史的記憶,加上戰後的四十年政治力量和社會主流思潮的影響,外省民眾如果不具有中國認同,才是一個無法理解的現象。就像台灣至美國的第一代留學生移民一般,朝思暮想的是台灣,反而對美國政治毫無興趣。外省民眾(特別是其第一代)的民族認同,因此經常被視為一項無須解釋的現象,或無須加以研究的常數。對外省民眾民族認同的刻板印象,也經常成為本省民眾對他們「防範」或不信任的來源(吳乃德 2002: 75-118)。
      事實上,外省籍民眾的認同在過去十多年間產生很大的變化。圖二是外省民眾的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近幾年的變化。圖二的數字顯示,一般對外省人的刻板印象似乎是錯誤的。外省民眾的認同在近幾年的變化趨勢是:「中國民族認同」顯著下降,可是中國民族認同並非被「台灣民族認同」取代。他們的「中國民族認同」由1992年65.9的%,在2000以後下降到35%左右。而他們的台灣民族認同也從1992年的幾乎不可見,上升到2005年的將近兩成。可是外省籍民眾最重要變化趨勢應該是雙重認同的躍昇。外省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並不是丟棄中國民族主義,轉而支持台灣民族主義。外省民眾在民族認同上的轉變型態是:在原有的支持中國統一之旁,新增加了對台灣獨立的接受。也就是說,外省籍民眾雖然沒有丟棄中國統一的願景,可是他們也開始接受台灣獨立的想法和可能性。這個現象對台灣的族群關係有重大的意涵。目前外省籍民眾中有將近三成的人具有雙重認同。如果將他們和台灣民族主義者相加,目前外省籍民眾可以接受台灣獨立的比例,已經將近一半。可惜的是,不論是政治領袖和一般民眾似乎都沒有認識到這個重要的現象。
      對外省籍民眾作進一步的分析,我們發現促成外省籍民眾認同之變化最重要的動力似乎來自世代差異。外省籍民眾中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幾乎全部由50歲以上者組成。而50歲以下的各種年齡層,在認同上則沒有顯著的差異。50歲以上的外省民眾或者在中國出生,或者屬於家庭社會化仍然發揮強烈作用的移民的第二代。這些直接或間接的中國經驗,或許是其中國民族認同的重要因素。至於族群通婚,不論是本省籍配偶或本省籍母親,對外省籍民眾的認同則沒有太顯著的影響。其中一個解釋或許是東方社會中的男性主宰文化,讓不論是本省配偶或本省母親可能有的台灣認同,對其配偶或子女沒有太大的影響。
圖二 外省人的民族認同, 1992-2005
圖二 外省人的民族認同, 1992-2005
      和外省籍民眾比較,本省籍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趨勢,有顯著的差異。這項差異也有著巨大的理論意涵。如圖三所示,近幾年本省民眾的「中國民族認同」,和外省民眾一樣有極為顯著的衰退。「中國民族認同」在本省籍民眾中的比例,從1992年的28.5%,經過94年的17.9%、96和98年的13.5%,下降到2005年的10.7%。可是本省民眾的「台灣民族認同」和「雙重認同」的變化趨勢,卻和外省民眾非常不一樣。我們從圖三中發現:從1992年之後,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下降,「台灣民族主義」顯著成長。「雙重認同者」的比例雖然也有所成長,可是其變化並不如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那樣劇烈。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由1992年的5.9% 在96年躍升至23.2%,和2003年的34.4%。對本省民眾而言,「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兩者是互相競爭、互為消長的。這和上述外省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表現出頗為不同的型態。本省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似乎比較是:台灣民族主義取代中國民族主義。
圖三 本省人的民族認同,1992-2005
圖三 本省人的民族認同,1992-2005
      本省籍民眾和外省籍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為何表現出此種不同的樣態?外省籍民眾對「中國認同」的執著,並不難理解。第一代外省人經歷對日戰爭和中國內戰中的逃難、生離死別,他們的生命歷程和中國民族近代的歷史過程無法分割。在此種政治動盪和政治動員的過程中,集體主義的思考和心裡傾向是常見的現象。他們對「中華民國」的忠誠和強烈的認同似乎是必然的結果。第一代外省人因深刻的親身體驗而型塑的中國認同,同時也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傳承給他們的下一代。幾乎所有的外省第二代都有聽過父母或祖父母講述「老家」的故事,並且要他們記得家鄉的位置。這樣的中國情懷不僅是歷史的記憶、文化的遺產,也是一個祖國的認同。而家庭並不是培養「中國認同」的唯一來源,主流的政治教育與思潮更加強化了這樣的中國祖國的認同。
      因此,比較需要解釋的是外省籍民眾所發展出來的台灣認同。型塑外省籍民眾台灣認同的第一項動力,應該是兩岸在發展軌跡上的差異。差異不只表現在政治制度和經濟成長;也表現在歷史經驗和歷史記憶的不同。某些台灣的外省人在和大陸的中國人接觸之後,他們的「中國人想像」似乎立即為現實而具體的「差異」所衝擊。而五十年生活於台灣社會經濟體中,外省人也在台灣社會產生社會關係臍帶和利益聯繫。在四十多年的思念與等待後,終於有機會回到朝思暮想的故鄉。然而大多數的外省人卻選擇了回到台灣的「家」。雖然故鄉是中國,家卻在台灣。第三,近五十年生活於一獨立的政治體中、同時具有政治和社會公民權,台灣的外省人即使有中國的民族認同,其政治性的思考架構卻一直為「台灣」所限定。當他們討論、或埋怨、或要求公共政策和公共議題的時候,主要是以「台灣」為思考的範疇;而且也只能以台灣為範疇解決問題。以上這些因素都可能使外省人的中國認同,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1992年一項眷村居民的民意調查顯示:在考慮台海兩岸未來發展時,有74.9%的眷村民眾表示將以台灣利益為優先考慮。同時,有72%的人認為台灣是他們永遠的家(中國時報1992/5/18)。
      除此之外,另一個對外省人的中國認同有強烈衝擊力量的可能因素是,台灣政治民主化所造成的族群政治力量的改變,以及因此而來的「台灣認同」的勃興。中國民族認同在過去屬於主流價值,「台灣認同」則是一個危險的、被譴責的價值。可是情況卻急速地改變中。外省籍政治人物必須偶爾表演幾句台語,而「愛台灣」也成為他們必要的宣示。外省人成為作為政治上的弱勢族群、社會上的少數族群;而其秉持的「中國認同」也不斷受到挑戰。這個全新的政治情境對他們的認同,或許也有某種程度的影響;某些人可能會改變認同,以順從社會的主流想法。本土文化和本土語言的被接受或被重視,雖然是來自現實利益的考量,可是卻為心理上的「認同」開啟了必要的門檻。
      一般民眾可能基於現實的生活經驗,發展出對該政治體和該共同生活的群體的認同。這個事實對民族主義的理論,或有甚大的重要性。形塑民族認同的主要動力,似乎不僅只是長期的歷史記憶和文化認同,在某一特定政治體中的生活經驗和利害與共也可以成為民族認同的基礎。這樣的共同生活經驗和共同利益,發展出「我們」的概念。「我們」的概念在每日的政治生活中,不斷地被界定、被強化。不論政治人物對國家未來的主張如何龐雜,他們對「國家」和國家名稱的界定如何古怪和難以理解,畢竟我們所關心的、我們所能影響的,以及能危及我們現實利益的難題,都在我們目前所生活的政治疆域中發生。我們可能對環保、對治安、對色情、對生活品質、對下一代的教育,對諸多難題感到深惡痛絕。這些都發生在現有的政治疆域中;也只有在現有的政治疆域中,我們對這些難題可以發言。而解決這些難題也必須以現有的政治疆域為範圍。我們可以假設,「國家」(state)的政治管轄和經濟、社會互動,對「民族」認同或有很大的影響。長久生活於某一政治疆域中,將讓民族的界線逐漸和國家的管轄範圍趨於一致。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的管轄和共享、社會經濟生活的參與)對「民族」認同的形成或有重要的影響力。
      而對本省籍民眾而言,拋棄中國人認同、或中國民族認同卻是一件較為輕鬆的工作。在本省籍民眾中,「台灣人」的概念似乎逐漸由只是「中國民族中的台灣族群」,演變為和「中國人」對抗的、互斥的政治民族概念。
      我們可以從表五中看到,「台灣人」概念在本省籍民眾中由族群演變為族群民族的變化趨勢。在1992和94兩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本省籍民眾中,只有大約三成的比例同時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在這個階段中,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並沒有太大的相關性。這時的台灣人比較是一個族群的,而非民族的概念;大約七成的「台灣人」並沒有秉持一個「台灣民族」的概念。可是在1996、1998、和2000這幾年,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本省籍民眾中,已經有將近一半同時也是台灣民族主義者。而到了2004年,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本省人中,甚至有超過六成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在短短的數年間,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的重疊性顯著增加。這似乎顯示,「台灣人」的內涵正由文化的族群概念成為政治的民族概念。也似乎顯示,就本省人而言,台灣民族主義比較是以(台灣的)文化族群為基礎。
表五 族群認同與民族主義
      本省和外省兩個族群在民族認同上的變化,除了上述的這些差異之外,似乎也有一致的地方。將兩個族群的變化趨勢曲線放在同一張圖,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認同在這兩個族群中的成長和衰退趨勢,似乎頗為一致;也就是說,這三種認同的變化趨勢之「斜率」非常接近。(圖四)我們上述所觀察到的族群差異,似乎來自起點的歧異。外省族群而言,其中國民族認同的變化是由高百分比的起點往下滑落;而本省族群的中國民族認同在1992年的起點,遠低於外省族群,可是仍然以相近的斜率往下滑落。雙重認同在兩個族群之間的走勢,似乎也相近;兩者的差異只是來自雙方在起始點上的不同比例。劉義周和何思因的一個研究雖然是用「中國人、台灣人、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來測量認同之態度,可是也發現:台灣民眾認同變化趨勢之斜率,不只在不同的族群中非常近似,甚至在不同的年齡、性別、和政黨支持中,也非常的類似、甚至一致。 這個現象似乎暗示著:有相同的因素同時作用在兩個不同的族群(年齡層、性別、政黨支持者)之上。換言之,兩個族群雖然有不同的文化認同、歷史經驗、歷史記憶、和政治傾向,可是其民族認同卻似乎都受到相同因素的影響,而且似乎是以同等的作用力加以影響。然而這個、或這些足以超越歷史、文化、年齡、和政黨支持的因素是什麼呢?這應該是未來的研究和理論思辯的核心議題。
圖四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民族認同
圖四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民族認同 

結語

      如前所述,和世界其他地區相較,台灣民族主義遲到得甚久。它的遲到提供了民族主義研究者非常難得的機會。這個難得的機會仍然等待著我們去充分利用。本文僅是提供過去十多年民族認同的變化趨勢。
      就民族的形成而言,十多年或許只是極短的時間。 目前我們所觀察到的變化,並非每一項都是類似洪流的趨勢,而只是變化的跡象和方向。而且我們的某些論斷也仍有待更豐富及更精緻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支持。目前我們可用來成為理論性思辯的實證資料仍然不夠多。本文在討論分析的過程中觸及了不少關於民族主義研究的理論性議題,例如民族認同的族群和公民基礎、歷史記憶在形塑族群和民族認同中的角色、政治體制(institution)和日常生活對民族認同的影響、民族想像的建構等。本文也觸及對民族主義理論可能帶來重大貢獻的台灣特殊現象,例如民族認同的浮動性、雙重民族認同、物質利益對感情認同的影響等。可是這些議題的更完整和更深入分析,仍然有待更多的實證資料。而實證資料的收集,更需要以理論為指引。社會變遷研究計畫以及投票行為研究,在過去二十年間都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資料。根據這些資料,我們獲得了相當有意義的發現。不論是在理論的思辯上,或政治的操作上,這些發現都有非常重要的啟發。然而,目前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變項資料,足以對台灣民族認同的變化和建構,提出理論性的說明。我們期待社會變遷研究未來可以在問卷設計上不斷地做更新和充實。我們更期待台灣的社會科學家,未來可以對台灣的民族主義現象,提出更豐富的理論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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